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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张迈曾教授著名语言学家，中共党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张迈曾教授，因病于2026年3月5日在天津病逝，享年86岁。张迈曾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教泽广布，桃李天下。2006年他在南开大学开创性地举办了“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还多次参加会议并作主旨报告。他为南开大学外语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话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在我国的深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表达对张迈曾先生的敬意，缅怀他对话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的贡献，《话语研究》公众号特转发他发表在《南开语言学刊》2002年第1期（137-141页）的文章“语篇的庐山真面”。该文收录于田海龙、徐涛为纪念张迈曾教授70诞辰于2010年主编的文集《语篇的庐山真面》（第3-1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庐山真面——语篇的交互观 南开大学 张迈曾 语篇(text)，无论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文学的、非文学的，是非特殊形态的语言，是语言使用与语言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语篇这一范畴的理解与界定，不同学派的语言学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是，这每一种理解与界定背后，都隐含着各自持有的某种语言思想。综观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历史，这些语篇的概念大多数溯源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主流派语言学中，有一种忽略语篇社会属性的倾向，似乎语篇只不过是作者在某一具体的社会场合下从先验的全部语言素材中选择的一些语言手段而就。这些素材被认为是一个言语社区全体成员共享的一种抽象体系。上述观点对语篇性质的描述欠缺准确显而易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曲解了语篇的真正成形与解读的过程，从而掩盖了它的庐山真面。 语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及社会产品，是在社会网络中居位不同的社会主体 (social subject), 以其对潜在意义 (meaning potential) 的编码取向 (coding orientations) 交错编织、铸模塑造而成。无独有偶，社会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尽管他们对语言实践与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关注，却往往全神贯注于语音、声调、用法的实证细节，很少涉及更为广泛的理论阐述问题。 本文将对语篇的传统观点提出批评，揭示这些观点极其有害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学说基础，即：“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运用(performance)”，“历时(diachrony)”与“共时(synchrony)”等二元对立模式。在这些模式的束缚下，语篇生产与解读只被简单地看成一个对语法形式正确的信息 (message) 进行机械地编码与解码过程，而置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境于不顾。 为了揭开语篇的庐山真面，本文主张重新审视对语篇的理解，透过遮盖语篇朦胧晦涩的面纱，超越主流语言学的地平线，扩大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开拓语篇研究的新领地。语篇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意义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主体具体社会定位(social positioning) 的体系，是一种社会构建的互动现象（Kress 1989）。在阐述这一现象中，本文将集中论述一些语篇内在的特性，诸如：语篇是社会等级体系中定位的社会主体/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社会交往与思想冲突的舞台。语篇的生产过程潜埋了它所反映、再生的社会体系及人际交往中权力关系的痕迹，同时也提供了对这些痕迹解读的线索。语篇与语篇之间存在着篇际关系。语篇赋有思想性。社会、历史条件是语篇形成的基础。最后，本文还要强调，在讨论语篇特征时，不能忽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作用。归根结底，语篇是社会主体的工具，他们用来与他人交往；表现、析解他们周围的社会世界；建构他们本人社会居位的身份；改变他们的社会环境。 01 追根溯源排除主流语言学对语篇研究的困扰 一切知识、理论都是在前人历史的积淀中萌生，或传承发展，或否定始创。被西方语言学界公认的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五十年代语言学摧枯拉朽革命的先驱Chomsky 所始创的生成语法也不例外。为了更全面地领略他们理论的原创之处，以及对语言、语篇研究根深蒂固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妨追溯一下他们的理论源头及产生的社会、历史、知识情境。 与其他领域一样，在语言学领域中，浪漫主义运动以及中产阶级阶级地位的上升发出了以新的历史观点对一切突出问题及解决方法重新进行评说的信号。在语言学研究中，古典主义对永恒不变、循矩规范法则的崇尚导致了语言与逻辑之间的认同，而对逻辑的编码便形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语法。至此，文字学(philology) 被语法取而代之。语言研究中丰厚的重大历史发现标志了浪漫时代的特征，这些发现包括格林法则(Grimm’s law), 葆朴 (Bopp) 对印欧语的再构建以及罗曼语、日尔曼文字学研究的详尽阐述等。这些发现最终被新语法家们 (Neo-Grammarians) 整理编纂为语言规则，他们的思想构成了当时语言学的主流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知识情境中，索绪尔开始了他的早期研究。在一生的教学生涯中，他所传授宣讲的内容正是这些历时语言学、新语法家的学说，而在其遗著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中才予以抨击。 在某种意义上，索绪尔始创之处可以被看作是他对新语法家学说的反动。他们对语言的变化和进化，对重新构建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s) 以及类定语系和语系之间从属关系的兴趣驱使他们不容质疑地声称，非历史性的语言学便无科学性而言。针对这种偏执的信条，索绪尔反其道而行之，将共时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对语言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作为相互排斥对立的范畴截然分开，并声称这种对立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殊不知，他的这种做法与新语法家如出一辙，同样绝对、武断，因为它包含了方法论上的一种予设，即对堪称具有意义的语言学问题的研究将是共时性的研究。当然，索绪尔区分共时、历时的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出发点不仅仅局限于此，他的目的在于表明存在的两种相互排斥的理解方式。对索绪尔来说，历史文字学只把单个语言的变化，孤立的语言事实作为研究的对象，就连它的法则也是局部偶然的。固而可以说，这些法则虽具科学性但毫无意义。索绪尔的原创性在于他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作为一个体系，在任何时间都是完整的，尽管在此前发生过某些偶然的变化。实际上，索绪尔提出的模式是在时间中先后接续的一系列完整体系的瞬时模式。语言对索绪尔来讲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其所有可能意义在每一个时刻都是不言明的。历史语言学的事实不容否认，语音都有各自的历史，字意发生变化。然而，对说话人来讲，在语言历史的任何一个时刻，仅有一个意义存在，那就是单词的现时意义。 为此，可以断定，索绪尔“共时、历时”之分的始创概念，或者说有关语言作为体系的概念是萌生于对其本人历史经验以及历史语言学的不满，对于那些空洞无物、品目繁多的新语言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清规戒律的不满。这种反历史的原则逐渐地驱使索绪尔将某一现象的外因与内因加以区分。诚然，有规律的历时变化模式，能以可预见反复发生的模式系统阐述。索绪尔在其有生之年正是在这种历时原则指导下从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表明某些始终被认为已成定则的例外的语音模式具有暗含的规律性。然而这一有规律性的实证事实在语言体系中毫无意义，因为它是由语言外部的地理障碍、人口迁徙的原因而造成。俄罗斯语言学家沃罗希诺夫 (Vološinov) 早在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在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一书中，针对索绪尔的“共时”、“历时”之分就指出：“从客观观察语言的角度出发，没有一个真正时刻可以构建语言的共时体系”(Vološinov 1973: 66)。 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和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二元对立模式又片面地强调了语言作为抽象体系而存在的现实，而对语言的实践特征视而不见。如前所述，索绪尔本人在当时接受的是严格、精确、传统的以重新构建印欧语系语言为主要目标的比较文字学的教育。 其博大精深的专业功底表现在对印欧语系语言中语音变化历史的研究。但随着当时该专业研究内容的不断萎缩，索绪尔采取了一种研究策略，构建了一个庞大，但又无差别的领域，继而加以逐个的严格区分，铸就了当今语言学届所承袭的诸如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signifier) 与所指(signified)、横聚合 (syntagmatic) 与纵聚合(paradigmatic)等二元对立模式。在建立这些二元对立模式的同时，索绪尔没有对对立的两个成分分而论之，反以“分而弃之”的策略把对立的一个方面（言语、历时、所指、纵聚合）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Hodge and Kress 1988）。 这种对立对语言内部结构在不同层面翔实、深刻的分析远远超出了对语言社会、历史条件的描述与分析，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语篇而言，他们的注意力则完完全全地集中在语篇的内部构成上，置语篇的产生和解读的社会、历史条件于不顾，而把语言理想化的形式作为研究的对象，语言的表达形式、语篇从具体使用的社会环境中孤立出来加以分析。这种区分显然在语篇交际中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首先，语篇绝不仅仅只是对先在的语言体系的具体实现，而是较之那种机械的编码、解码模式所描述的过程更为复杂的创造性活动。而乔姆斯基则力图把语言能力作为生成过程的体系加以概念化，来阐释创造性。对乔姆斯基而言，语言能力是一个理想的说话人生成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能力。然而，在实际交往中，说话人所具有的并不是这种抽象的能力，而是生产适合具体情景，恰当的的表达方式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说话人按照语法规则谴词造句的言语能力，也是使他人能听其言、信其言、乃至遵其言的能力。众所周知，在日常交往中人们须获得发言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不顾场合，不顾话题地“知无不言”。对发言权的认可以及在一切交往中所隐含的不同的权力和权威形式，主流语言学家们是避而不谈的。其原因在于他们把语言交际过程待为一种知识性的操作，对合乎语法规则的信息进行编码与解码 (Bourdieu 1991)。 乔姆斯基的方法论为形式语言学把语言研究局限在单句及其组成成分的范围内提供了依据。语篇脱离了语篇作者和语篇读者之间互动参与的框架而被孤立地分析。此外，在分析中，除了可以提供语篇、时空语境以诠释言语行为的所指意义及命题意义(referential-propositional meaning) 的代词、指示代词、空间时间副词等所谓标引性符号(indexical signs)，单个的句子或孤立的语篇与其语境毫不相关。于是，脱离了任何相关的语境，语句、语篇便成了自足自在的世界 (Goodwin and Duranti 1992)。 在剖析主流语言学对语篇研究几乎窒息的影响中，有必要指出， 自上一个世纪以来， 主流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充分表明，对语言分析领域的这种限定是极为成功的。其成功之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对所处理的语料范围的数量限制，尤为重要的是，范围的界定是研究现象的质量特征。句子内部结构得到了系统、详实、确切的描述与分析。然而，不可否认，这一成就的代价则是忽略了人们如何把语言作为他们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之要素，如何建构、析解、使用语言。 伴随对语言学的科学、客观、自主、自在性的强调而来的是被西方现代语言学奉若至宝的一个基本理论假定：语言研究的思想中立性。在这一假定的影响之下，一切可以赋有政治、思想价值的因素以及语言与社会的相关性均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然而，语言远非Saussure, Bloomfield, Chomsky等语言学家所描绘的那种独立的逻辑体系。语言、语篇是一种社会、规范现象，是人们创造并用来使个人的行为顺应共同的行为规范。语篇研究、语篇本身均具有内在的思想性。毋庸置疑，现代主流语言学所极力主张的语言研究的客观性和思想中立性的理论假定本身就是当今主导语言思想的组成部分。任何名目的语言学，作为机构化 (institutionalized) 的语篇，用来描述、分析、解释人们互相之间进行语言交际的基础，在本质上便是一种语言思想。语言、语篇研究只有在最终实现其无法规避的思想承诺时，才能在社会、文化、历史舞台上成为一股更加赋有责任感的力量 (Joseph and Taylor 1990)。 综上所述，西方主流语言学给我们留下的传世珍宝是一个强有力的描述语言的理论。但正如沃罗希诺夫(1973)在评论索绪尔有关语言任意性(arbitrariness) 的原理时指出，索绪尔把社会决定语言的作用视为无限的，而且这种作用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似乎联系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纽带要受到社会这个神秘莫测、强大的集合体随心所欲的支配。在此意义上讲，西方主流语言学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对语言体系的社会遗留从根本上的含混不清。 02 语篇交互观 – 还语篇的庐山真面 本文将采取多层面的、交互的视角以取代传统的机械编码模式，重新剖析语篇的实质。语篇的交互观把语篇视做一种复杂的语言决策过程之产物，这一过程深深地置根于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之中。语篇的生产与解读不仅是一种弥散的社会实践，而且语篇本身就是一个进行社会交往的广阔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变革在意义的交流中得以再现并留下痕迹。在这个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民族、阶级、社会群体；性别关系、年龄特征、职业差别；公私区分、世代价值；篇际结构 (intertextuality)，凡此种种相互累叠，纵横交错的结构因素，交互作用，编织成了一个极其复杂、动态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个语言使用者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他们所习惯使用的语言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语言都具有特殊的形式和结构。语篇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是出自他们不同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编码取向对交往中的潜在意义和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编码取向和解码过程（Kress 1989）。 为此，对语篇与社会主体（包括语篇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语篇与宏观历史、微观历史之间，语篇与语篇之间等等范畴的剖析必须摆脱传统的，把语篇视为孤立、静止的编码过程所产生的终端产品的观念，走出与语言外部世界隔离的当代主流语言学研究的峡谷，充分认识语篇的社会建构属性，置语篇于更加广泛的历史、社会空间中，在互动参与模式的基础上整合上述不同的范畴，揭示它们交互作用的机制，还语篇的本来面目。 (a) 语篇、社会主体及其社会定位 语言使用者作为语言和社会的能因(linguistic and social agents) 是在语篇的经历中形成的，而语篇本身又是社会语言过程的意义和特殊社会定位结构的产物。因此，语篇不仅仅是在社会体系中处于一定地位的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选择，而是在语篇形成中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在权力差别的体系中持有特殊编码取向的所有参与者的社会定位综合体的编码，这一过程的痕迹也必然遗留在语篇之中。在此意义上，语篇的生产、解读与变化是揭示、再现、转变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定位的手段 (Bernstein 1981)。语言过程，包括语篇的生产，是在社会结构中进行的。这种结构以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为特征，故此，语篇的生产是在某种支配 (domination) 结构中进行的。通过这样的语篇经历，语言/社会主体被教化，而在某些特定的语篇中处于一定的权力地位。语篇作为社会行为也无时无刻地教化语言使用者在特定的交往中承接某些位置，教化他们在某些语篇中成为某种主体。人们就如此这般地成为与他们的社会定位相关的某类语篇的恰如其分的主体。 在这种语篇生产的互动过程中语篇的作者，与其他交际中的语言使用者一样，都没有能力十分清晰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通过语言预设(presupposition)、隐含(implicature)、间接言语行为等手段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只可臆测不能言传之处则期待着读者能与作者共通。对这些臆断进行透彻的分析会揭示二者之间所共有的基准体系，既编码取向。社会主体的编码取向则决定于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地位。社会定位系指社会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以及主体群内部创立的特定关系(Bernstein 1981)。 表达语篇所有参与者之间人际关系的重要语言手段之一是语篇的情态体系 (system of modality)。情态涉及信息 (message) 的地位、权威性、可靠性，以及作为事实真相的价值，在语篇中无所不在地表现着参与者之间编码取向的亲和 (affinity) 关系。一方面，作为社会行为的语篇，无不承载着情态信号，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活动的载体，语篇的所有构成成分，譬如：问题、声明、命令、时态、指示词 (deixis)、犹疑、确定等等形式，无不表示情态 (Hodge and Kress 1988)。 社会主体对语篇的生产与解读之重要性及彼此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被Kristeva (1986b)准确、牢牢地抓住。她强调指出，说话主体 (speaking subjects) 应成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一部有关意义的理论必然是一部有关说话主体的理论。语篇是从它的对象，说话主体获取意义的。显然她对交际中语篇参与者 — 人所赋予的极端重要作用，源于她对巴赫金‘对话主义’(dialogism) 的发展。对她来讲，‘对话主义’综合、概括了主体语篇与受话人语篇之间所产生的无限制的相互作用。对‘对话主义’的分析引发了她有关语篇篇际性的概念。 (b) 语篇与语篇之间的篇际关系 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说话人/作者与听话人/读者之间言语交际，而是作者的语篇、受话人或作品中人物的语篇与当代或早期文化背景，不同语篇之间的对话。在此意义上，每个语篇都出于一个对话。这种对话可以出自对过去的交际进行重新整合，而成为与心目中具有特定社会居位的受话人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是现时并在的说话人之间的对话。巴赫金把语篇置于历史的长河与社会背景之中，并把它们也看作被作者读解的语篇。一经作者的改写，在其中潜入自我，语篇的历时性便被转换为共时性。在这种转换之中，线性历史作为一种抽象而呈现。作者只有通过重新整合，亦即解读-写作过程超越这一抽象，才能参与历史。换言之，这种参与只有通过实践一种涉及另一结构的表意结构 (signifying structure) 才能实现 (Kristeva 1986b)。 巴赫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以其先见之明提出了任何语篇都是作为马赛克般的引语建构的重要的语篇学说 (Bakhtin 1981)。任何一个语篇都是对另一个语篇的吸附和转换，是诸多语篇对话的空间。同时，一个语篇与其他语篇之间的联系无不在语篇表层有所刻镂。语篇具有内在的篇际性。这种动态地对语篇实质的理解及阐述，较之始终居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主流语言学对语篇静态的、孤立的、不精确的描述，其先知先觉足以把他作为语篇交互观的开山鼻祖。 (c) 语篇与历史 语篇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历史是语篇不可避免的成分。与人们的社会交往一样，不同时期生产的语篇之间，语篇成分之间，语篇与其他范畴之间的交互作用都是在漫长或短暂的时间中发生的。因此，所有的语篇都是历时的。一篇具体的语篇是对过去历史的解码，是对历史因素的重新整和，以对应现时复杂社会的要求。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每一个语篇都是许多语篇所形成的连锁中的一个环节，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它反映、汲取、转换其他的语篇。在时间上，可以往前溯源至类似交往中的早期语篇，往前可以为其他语篇生产者及解读者所用。按照年代顺序排列，这一过程在解析语篇中至关重要。历史是语篇不可缺少的成分，包括语篇生产过程中各范畴实时交互的微观历史，而同时语篇本身又记录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宏观历史。一种语言的形式始终承载着这种宏观历史的痕迹，源远流长，而又不无现实之感。据此，即便在解析共时语言状态中语篇意义时，历时性便成了不可缺少的方面(Hodge and Kress 1988)。 (d) 语篇与思想 思想是在语篇中并通过语篇得以表现的。语篇与其他的社会实践同样对思想的表达、变化，尤其是再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语篇不能在脱离语境的真空中存在，它必须在不同的社会体系、社会机构的思想所构筑的语境中使用。一种思想是在语篇中并通过语篇得以构筑、潜移默化、合法化、认可，也同样可以在语篇中并通过语篇加以判断。这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他们与群内成员以及群外成员的交往中，在思想冲突，思想同化中，需要并使用语篇。人们的社会成长及思想成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语篇与交际获得的，在交往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不断反复地表达、灌输、维护他们的思想并加以合法化。所以语篇在思想的产生中发挥着一种特殊的作用(Van Dijk 1998)。 03 结束语 语篇作为历史的典型产物，作为当今信息社会主体之间赖以进行交往的主要语言形式，其庐山真面长期以来被西方现代主流语言学学说所遮盖。语篇的生产与解读被视为对某个阶级、民族、社会群体所共享的抽象语言体系遣辞措意的选择，莫过于对句子所指意义和命题意义的一种简单的编码和解码。这种语言思想在理论上对语篇的描述缺乏准确性，忽略了语篇的社会属性。本文对传统的、静止、孤立的语篇观提出了批评，揭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模式是长期困扰把握语篇实质的的理论基础。在这种理论的束缚下，语篇生成和解读的社会、历史、政治状况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本文强调指出为真正理解语篇的实质，还其庐山真面，对语篇的研究必须跨越西方主流语言学的地平线，扩大社会文化视野。为此，本文提出了有关语篇的交互观，从存在于语篇与社会主体及其社会定位，语篇与语篇，语篇与历史，语篇与思想等等范畴之间的多层面、动态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中，重新审视语篇之实质，着重分析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语篇的生产与解读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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